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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定位與社會責任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佚名  2017年07月17日  閱:  字體:

酒泉市知聯會會長   楊彥軍

  作為黨外知識分子,我們有必要對知識分子的概念、起源、社會責任等問題有一個基本的認識。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有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不同的路徑,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著述卷帙浩繁。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擷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知識,與大家共饗。

  一、知識分子的概念

  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范疇,在不同歷史的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定也不同。

  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新華詞典》的解釋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者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

  國外的主流看法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的“中產階級”的主體。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于這一社會階層。

  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并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也不一樣,組織部稱“科技干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范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為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

  二、知識分子的起源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和一定文化條件下產生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知識分子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恩格斯指出:“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后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分工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產物。

  美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塔爾科特●帕森斯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分子產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識分子的產生有賴于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一是“哲學的突破”。所謂哲學的突破,是指人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宇宙世界有了一個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識到人與世界的關系。人不只是一個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還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對于生命意義的追求,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觸的追求。一言蔽之,他有一種了解“為什么”的需求。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文化事務專家即某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這些問題。因此,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為社會建立一個文化性的意義系統。在社會發展的早期,文字是極少數人才能夠掌握的象征符號,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質。在一個文字被社會大眾崇拜的社會里,知識分子才能成為一個階層,一個身份集團。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應當是“文化事務專家”,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腦力勞動者”,或者說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中關心并從事創造、闡發、傳播文化價值的那一部分人。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19世紀起源于西方。近代西方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人物,他們憑藉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批評社會。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征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現存體制的、“自由飄游”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采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德國社會學家、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卡爾●曼海姆認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自由飄游、無所依附。由此來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游的集團。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里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并無例外。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后,“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定,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論語》)。這種新的“士”,就是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孔子以后,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后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后,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啟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并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三、知識分子的特點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因為知識分子僅僅掌握知識而不占有生產資料,所以在社會生產關系體系中并不占有獨立的地位,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某些社會的特定歷史時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

  以色列社會學家康菲諾綜合各家的意見,把知識分子的特點歸結為以下五點:①對于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②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③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④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他們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后的邏輯的解答;⑤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這五點大體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相符,特別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面。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為己任”,還有到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的一副對聯的下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新中國成立后,這種“關心”的傳統精神仍然躍動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之中。鄧拓的《燕山夜話》中便有一篇“事事關心”的雜文。他在一首名為“歌唱太湖”的詩中更寫道:“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延綿不絕的明證。

  知識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務實、寬容、謙遜、聰慧、睿智;富有同情心,知恩圖報;富有責任感,獻身事業;富有愛心,會接受別人的愛,也會愛別人;充滿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對待周圍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達觀的心態待人處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謙和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成績。知識分子的迂腐與頑固有時候也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同時知識分子往往循規蹈矩,沒有膽略,不具侵略性,甚至過于民主,不愿意影響別人也固執地不被人影響,自己沒有紀律性也不想用紀律約束別人。

  四、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一、二十年國際知識界討論得很熱的一個話題,但在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是近幾年出現的新主題。為什么會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西方思想家們發現,20世紀中葉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社會管理高度科層化,知識分子專業分工越來越細,作用日益局限于所屬狹隘領域,服從于市場原則,依附于國家體制和各種社會機構,于是提出了重構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問題。1987年,美國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并呼吁富有社會責任感,勇于充當引路人的公共知識分子出現。之后,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布迪厄,美國學者薩義德等進一步論述了公共知識分子問題,從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理論思潮。

  西方不少學者將公共知識分子定義為超脫于本專業范圍、面向社會發言的角色。法國哲學家薩特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個知識分子,但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時就是個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思潮所指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這些學者或文化人對社會公共的影響力不是來自于自身專業成就,而是對公眾關心的社會公共領域問題提出“驚人”的見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動;二是標榜以中立態度或公正的立場出現,宣稱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完全出于個人的興趣,出于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會良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代表著社會共同理想、普遍價值和公眾利益,與自己的個人利益無關;三是有的“公共知識分子”,以“意見領袖”和社會“牛虻”自居,自認為掌握著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備“為正義而獻身”的勇氣,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為口號,宣告“挑戰一切傳統和權威”。

  “公共知識分子”思潮這三個主要特征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即知識分子必須成為一個知識上自主的、獨立于宗教、政治、經濟或其他勢力的群體,介入公共生活。曼海姆提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共同特點不在利益,而在他們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則使本來來自不同階層的人超越了本階級的利益,從而也超越了本階級的局限,成為不依附于任何階級利益的漂浮群體。

  根據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理論提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主張,與西方新聞觀宣揚的“新聞獨立”、“社會公器”、“第四權力”的主張十分相似,就是要把知識分子視為超階級的,是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這樣的知識分子觀,與我們黨關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重要論斷,與知識分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與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觀,顯然是不相符的。

  五、當代知識分子的地位與責任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知識分子工作,高度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鄧小平作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明確提出要在全黨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專家隊伍。江澤民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在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明確指出知識分子是“人類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繼承者和傳播者”,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是“美好精神產品的重要創作者”,多次強調“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關鍵是人才”。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等社會成員有著一致的利益和理想,共同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而奮斗。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為制定新時期知識分子政策提供根本的理論依據;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成為新時期知識分子政策的核心;提出“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的政策,以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提倡和鼓勵知識分子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書本知識同社會實踐相結合,自覺同工人農民相結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聰明才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的一部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特殊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要促進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自覺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如果一個有知識的人的全部興趣,始終局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么他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要條件。知識分子除了獻身專業之外,還必須具備一種關懷精神,關懷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必須是超越個人私利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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